只不过，看如今这个局面，想来应该是赶不上那趟航班了，说实话，虽然他是被随机挑选进入陪审团名单的，但他选择接受陪审员身份的目的并不那么单纯。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他一直试图通过喜剧，来表达更加严肃深刻的主题，只可惜，他的想法并不被人所接受，哪怕再认真诚挚的台词，也被观众们一笑而过。
这一次，正是因为案件太过轰动，已经成为全城媒体和民众关注的重点，所以他才决定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陪审员的身份，站到舆论风暴的中心位置，为自己赢得一些版面。
所以，从庭审结束后的那一刻起，他便收起了在媒体和观众面前的那份认真，在之前的讨论和投票中，7号一直处于神游天外的状态，他所投出的有罪票，也是随大流的结果。
又过了一会，见已经过了飞机的起飞时间，7号陪审员终于彻底放弃了心中的侥幸，反正已经赶不上了，他干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前的讨论之上。
此时，7号才注意到，会议室内的局面，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除了1号跟9号之外，4号跟12号陪审员，也一起改变了立场，站到了无罪的一边。
首先改变立场的，是一直显得有些沉默的12号陪审员，在之前的讨论中，他并没有过多的发表意见，反而是在被1号陪审员的发言触动后，一直在认真地研究着庭审记录。
当这一轮的讨论开始后，12号陪审员反而主动接过了发言权，以一名前警员的身份，开始仔细分析起警方的侦办过程和证据链。
事实证明，凡是不够真实的事物，都是经不起反复认真地推敲的。作为本案的两位最主要的证人，身为死者邻居的独居老人，跟对面楼里的那位女租客，两人证词全都被检控方，当成了最有力的间接证据，而在法庭之上，辩方律师也没有就这些证词提出质疑。
可是在12号逐字逐句的分析下，大家几乎都发现了，在凶案发生前后的那一段时间，两位证人的证词，居然发生了冲突。
经过12号缜密的分析，所有人都意识到，疾驰而过的城铁列车，以及列车通过时所带来的巨大噪音，只能支持两位证人当中，有且仅有一位的证词。 m.a
如果对面楼的年轻女士，真的通过城铁的窗户目睹凶案发生的一瞬，则邻居老人就不可能听清楼上争执的内容。
反过来，如果老人的证词是完全真实的，那么在凶案发生的瞬间，列车就不可能在两栋楼之间呼啸而过，女证人也不可能透过车窗目睹凶案发生。
当原本直指被告人的双重证词被推翻，似乎一下就打破检控方看似毫无破绽的证据链，再加上1号陪审员，突兀地拿出了，与被检控方称为极为少见的凶器一模一样的匕首，不少人都瞬间动摇了。
对证据链被打破反应最为激烈的，却是身为医生的4号陪审员，在他的讲述中，大家都知道了另一起，二十年前，发生在4号身边小伙伴身上的冤案，以及那件冤案对人一生的深刻影响。
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投票结果，变成了4比8，在这场1对11的立场之争中，“无罪派”已经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然而这还不够，跟法庭能够接受的12比0裁决，还有着天渊般的差距。
房间中的讨论还在继续，先是大家通过实验，证明那位不利于行的老年证人，并不可能在他证词中所描述的时间，到达家中大门的时候，已经确认证据链被推翻的6号陪审员，马上改变了立场。
而且，在9号老人向大家剖析了那位独居老人，之所以证词出现许多破绽的心理原因后，已经成为“无罪派”坚定支持者的6号陪审员，马上又以犀利的眼光和缜密的思维，对另一位女性证人的证词发起了质疑。
一位经常失眠，长期处于神经衰弱状态的普通人，是否能够在几十米外，在黑暗的深夜中，透过一闪而过的城铁车窗，看清楚对面楼窗户里，行凶者的面孔？
更关键的是，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大家还推测出，这个女人大概率还患有近视的毛病。在那紧张的一瞬间，你是先看窗外还是先拿眼镜？莫非你失眠的原因，是戴着眼镜睡觉吗？
随即，在下一轮投票中，6号、7号和10号，都投入了“无罪派”的阵营，7比5的投票结果，也意味着形势终于被逆转，在经过漫长的争论后，“无罪”裁定的支持者，占据了陪审团的多数。
接下来，众人又在5号陪审员的提醒下，对凶手行凶之时，将死者一刀致命所形成的凶器刺入角度进行了一番推理，最终结果表明，在使用跟凶器一样款式的弹簧刀时，按照被告人与死者的身高差距，想要形成如案中所呈现出的捅刺角度，则被告人在掏出刀跟刺杀死者之间的这段时间，必须刻意变换持刀姿势和更为怪异的刺杀姿态，显然不符合常理。
就这样，随着案件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疑点，2号、5号和8号陪审员，也转变了自身的看法，开始支持“无罪裁定”，哪怕敏感的10号，在3号近乎粗暴的干涉下，再度转换了立场，在新一轮的投票中，仍然形成了9比3的结果。
直到此时，仍然坚持着“有罪裁决”的，仅剩下不知为何，一直显得有些暴躁的3号；始终显得心不在焉，原本只想尽快结束本案，却又在确定自己会错过今晚演唱会和约会之后，开始有些胡搅蛮缠的11号；以及已经成功实现“反复横跳”的10号“富二代”陪审员这三人了。
接下来的讨论，已经基本脱离了案件本身，在案情已经出现如此之多可疑之处的情况下，站在陪审员的立场，“合理怀疑”的理由实在太过充分，而任何一点“合理怀疑”的出现，已经足够支撑“无罪裁定”了。
也就是说，此时剩下的三位“有罪论”者，他们的观点或来自于偏见，或来自于心理，早已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所产生的所谓“坚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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