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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小说 >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 第65章
    实际上,“三三制”的精髓,就是要建设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府形象,精神实质就是反“左”倾关门主义,只要能在确保共产党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三三”的比例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中间派”的定义更是可以变动的。1940年底,毛泽东在给中原局的电报中说:“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t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所以,“三三制”的提出和坚决贯彻,主要是反对和防止“左”的倾向,避免共产党自我关门,“三三制”不是要确保党员的三分之一,而是要确保所谓“中间派”(实际上是各种原来属于中国共产党敌人的各种势力)的比例。为此,在以后的抗战岁月里,尽管有时也提到防止右的偏向,但主要却在各种场合下强调当前主要的倾向是“左”的偏差,是建立违背统一战线原则的清一色政权的倾向。为了更好地贯彻推行“三三制”原则,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分局还在1940年的中期制定了“双十纲领”,更具体地确定了以“三三制”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原则以及施行办法,在根据地形成了更宽松的政治气氛。~

    一般来说,“三三制”主要应该在边区选举中实施,但是,毕竟共产党人才是敌后抗战的主导者,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应该说是乡村社会中最富有献身精神的一群,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入基层政权机构往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共产党人的确付出的最多,因而他们的威望自然在日益提高,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成员比较复杂,各阶层有能力有抱负有知识的青年大量拥人,共产党自身的代表性无形地增加。在敌后,在根据地,共产党人确实堪称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党内集中了一批杰出的精英,所以,在每次例行选举中,他们几乎用不着刻意动员,就会占上风,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并强调要保证非党和中间人士的比例,但事实上却难以保证这类人的当选,在1940年的“大选”中,尽管已经强调了“三三制”原则,但各根据地却无论如何也难以保证“三三”的比例,以晋察冀边区为例,5个专区19个县的924名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55.3%:4个专区13个县的4749名区代表中,共产党员占47.84%。乡村一级的民意代表和政权中的党员比例就更高。这固然有主持选举的人“左”的思想倾向影响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优秀分子都靠拢在共产党的周围,除了个别年事已高的乡绅以外,所谓的中间人士的确拿不出太像样的人选。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三三制”的比例,往往不得不由共产党人出面,以有违选举民主公正原则的方式,通过所谓的做工作力争非党尤其是地主代表的当选,如果实在不行就以政府聘任的方式保证各级民意机构的地主和乡绅的名额。在县以上的民意机构,如果共产党员的比例超过太多,就采取自动退出的办法,以确保非党和中间人士的比例。1941年8月,中国共产党北方分局的负责人彭真特意指示,现在县议会已经吸收了大批“有声望的绅吏联庄首领”,而在“村政改革运动中,应去掉少数最坏的不可挽救的分子,一般士绅仍应吸收其参加村务会或代表会,清算村账应只限于本届,牵扯的人系越少越好,牵扯的年月系越短越好,切勿追究陈年老账,以致激起豪绅团结,甚至勾结敌人反我”。妥协已经到了连从前的绅吏不道德的贪污欺占行为尽量少予追究的地步。在乡村的层面,吸收这些原精英进政权,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显然是行不通的,这里,更是需要党出面做工作(往往越是村里的小地主,从前的村政权头目,其道德素质越差,越是没有人缘,而一方知名的大绅士,即使出于面子,往往也比较爱惜羽毛,注重自己的名声),这样一来,民主的程序也就没法再多讲究了。然而,实行“三三制”,在当时被视为是实行民主之举,不仅中国共产党自己这样认为,国内大多数舆论也是这样认同的。1942年11月间,著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来到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在考察了一个月以后,他写信给陈毅说:“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他还兴奋地对友人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邹韬奋的意见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这表明,以非民主的方式实行“民主”,并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它的“非法性”,对民主程序的漠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殊国情。有一个故事似乎很耐人寻味,1942年8月,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上写了关于边区“大选”的文章,提到了“还政于民”的说法,毛泽东马上写信给他,说这种提法不妥。在毛泽东看来,根据地政府本身就是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所以用不着“还政于民”。事实上,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是不可能真正还给民的,为了追求政权的更广泛的代表性,必须对“政”要有一定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可能会比较的温和,比较有人情味,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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