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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小说 >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 第54章
    应该说,苏区基层政权中存在的家族以及地缘意识,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很好地抑制了,其影响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在战争期间,在人们的理想主义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些属于“私人杂念”“封建意识”的东西,显然是比较容易被抑制的,甚至可以说,某些家族观念的流露,并非党员干部有意识的行为。但是,农民的家族以及地缘观念是与几千年来他们的生存境态息息相关的,苏维埃革命并没有提供瓦解这些境态的可能性,所以,抑制只能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这些观念还会顽强地冒出来。 m.a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苏维埃政权的出现都是中国乡村政权的一个崭新的形式,虽然农民始终没有弄清楚苏维埃名目的含义,也难以消除由与这个政权相伴的一系列俄式名词带来的陌生感,但它的确把中国的农村翻了过来,至少从形式上实现了乡村统治的精英专制到贫民专政的转变。尽管有组织强化和集体从众效应的作用,这个政权还是得到了农民比较广泛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借助这个政权形式,才得以在中国农村生存。除了在政策非常激进的时期以外,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毕竟得到了清末民初以来难以祈望的好处,不仅可以靠田里的收获活命,而且还可能有所剩余。尽管在苏维埃治下,农民失去了传统社会里的那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已经在军阀统治时期的武化地方精英的乡村统治中丧失殆尽,农民自然也就不会在乎再被管得更紧一点,只要日子能好过一点。只是在根据地的后期,由于反“围剿”越来越不顺利,红军的损失过大,而苏区的政策也愈发激进,苏区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从红军到苏维埃政府困难异常,而越是这样,政策就越是激进,恶性循环。这样才出现了普遍的农民背反的现象,扩红(即红军的征兵)越到后期就越难,不仅农民极不乐意,而且征到的兵逃跑者也比比皆是,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指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由于扩红跟不上,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的第八军全部人员不满二千,抵不上过去的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支没有人背”。这与红军盛时有人没枪的情况正好相反。有的地方,甚至连农村的党团员都明里暗里地抵制从军。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整乡成村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严厉镇压。到了这个地步,实际上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尽管苏维埃政权与它周围的世界处于敌对的状态,跟国民党政权和进行农村改革的晋系和桂系仿佛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却存在某种共通的趋向,农村的军事化和组织统合,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被视为富国强兵的妙方,所以,民初以来的乡村社会与政治一直在人为努力下朝这个方向走,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实际上延续了这种努力,而且把它推向极致。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主义之所以发生,正是近代拯救危亡、富国强兵大思潮的合理顺延,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走向现代化的尝试。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能看到大量的现代化建设的影子——苏维埃政府至少从形式上是一种民选政权的模式;这个政权推行了普及教育,甚至曾致力于农民的扫盲;它还推行并施行了现代的婚姻制度,废止了包办婚姻,给予了妇女以平等的权力;建立了有别于传统的司法检察制度等。然而,这大多数的现代意味的框架的建构,落到实处往往只剩下一个尴尬的空架子,党的一元化领导加上农民对选举的陌生,代表会议只剩下了空名;大量的乡村列宁小学由于肃反肃走了教师,因而有名无实;司法检察制度虽然建立了,但主要用于肃清反革命,对民间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漠不关心。虽然设立了法庭,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甚至群众团体在肃反期间都可以随意杀人,有时,处决人犯只要一个团体内大家表决即可,川陕苏区就有这样堂而皇之的法令:“穷人皆日‘杀’然后杀之!”至于妇女解放虽然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但妇女真正的婚姻自主还是会受到政府的限制,苏区党的文件中就曾经多次表露过对自由“乱爱(恋爱)”的忧虑,因为婚姻自主的结果,首先是贫雇农容易失去老婆。毛泽东在对中央苏区农村的调查中,就曾发现乡村苏维埃出告示禁止妇女自由找爱的现象(46)(毛泽东发现,寻邬地方的苏维埃在遭受离婚之苦的老公(丈夫)的要求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他还发现,“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他们甚至抱怨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参见毛泽东《寻邬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7~181页。)。

    由于内容与形式相互?I格,苏维埃政权实践的现代化意义被大大地消减了。一场骨子里是先进知识分子改造农村的革命,最终只有革命的价值在高扬,本来需要改造的落后的农村,却在革命过程中被赋予了某种先进的意义。本来中国农村社会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即使仅仅以社会进步一个参数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完全依其阶层来划分。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到了红色根据地,已经简单化成了贫富分野,用如此简单而直线的贫富尺度来分割农村社会,结果只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红白对立,而顺便形成的贫穷等于高尚的价值取向,只会将农村中的平均主义推向极致,势必使革命的运动模式不停顿地向前滚动,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划到富的一边,最终滚到白色阵营中去,红色政权的基础也就越来越薄弱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视为主要的失败原因之一。事实上,如果按照苏维埃的路线行进下去,中国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一个“土围子”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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