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不管怎样，实行“三三制”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原地方精英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这些地方精英眼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意味相对模糊了，面目更可亲了。晋察冀边区的领导人刘澜涛在收集了边区“双十纲领”颁布以来五个月的反映后作总结时提到，“地主士绅在社会的地位提高了。因之，他们也较活动了（如灵寿某大地主自动组织宣传队实行选举。涞源某年过五旬之老地主，爬山越岭，冒着枪林弹雨参加涞灵战役等）”。曾任阎锡山爱将杨爱源秘书的知名人士，开始转变对共产党的不友好态度，在士绅座谈会上公开表示拥护“双十纲领”，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一份报道鄂豫边区第二届军政大会的文章写道：“在风雨交加的深夜，那些老代表先生们，在高低不平的河岸上和小桥上爬行着去开会，张老先生的帽子被风吹掉，有时代表的衣服被水浸湿，然而大家并不为困难所阻止。”这里提到的老先生，基本上都是乡绅。在华中地区，实行“三三制”以后，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出现少见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了空前的抗日热情，滨海县的参议长乡绅徐岫青，将自己的三个儿女都送到了新四军，阜宁县公兴庄的乡绅左思民，也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了新四军。有的乡绅甚至捐出自己的田产，动员农民参军，台北县西渣区19位乡绅，献出近700亩地，动员了94名青年参军，射阳县绅士陈汉愚，献出旱田20亩，在报上征求两名青年入伍。而一些本来就有武装的地方精英，也纷纷把武装交出来，归到新四军里。乡绅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减小了，华中的一些著名的大绅士带头实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像杨芷江、朱明熙等起来做了表率，一般的乡绅地主也就跟着了。通过减租减息与实行累进税制的征收（根据地税收的主要负担者之一是地主和富农），事实上原地方精英中乡绅和地主的物质基础逐渐被削弱，大量地将土地出卖，或者少量地转入工商业，尽管如此，根据地政权对他们的政治照顾却依然如故，仍旧将他们视作中间势力的代表，实际上等于在他们将土地和财富均分给农民之后，给他们某种政治上的补偿，让他们保留更多的面子，持有身份和地位上的虚荣，自然，他们也因为这一点而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盟关系。对于游击区和非巩固区的乡绅和地主，减租减息政策实际并没有实行，能适当地减一点的地主，已经被视为开明了，在那种环境更恶劣的地区，必须以更大的妥协来换取地方精英的支持。

    “三三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原地方精英态度上的一种制度性的妥协，正是由于各根据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了这种妥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才避免了重蹈从前苏维埃时代的覆辙，及时阻止了根据地日益趋向“左”倾的滑动。虽然“三三制”未必像某些外国学者说的那样，纯粹是为了应付抗日根据地的危难时刻而制定的应急措施（在1940年初，毛泽东未必就能预见到了第二年如此严峻的形势变化，而事先作出如此重大的政策反应），但这项政策的确极大地有助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危机，在日军的严酷扫荡中，大块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敌占区，而日军建立的基层政权恰也是主要依靠那些前地方精英，而从危机开始前确立的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共产党人比较容易地赢得了这些人的心，使他们执掌的基层政权变成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政权，从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政治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适时地妥协，将政权作为妥协的支点，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w~

    同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毛泽东提出并实行这个政策，有时也有让另一种势力来监督共产党，以防止自身腐败和激励工作效率的作用。毛泽东在1944年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汇报时，他曾插话说，关于政权问题，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党有所顾忌，不至于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他在1941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说过，“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这种思想实际上跟后来的树立对立面思想是有关系的，反映了毛泽东某种独特的统治思路，可惜的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像他对黄炎培所说的那样，发展成中国式民主构架，打破中国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循环。~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三三制”也带有对原来的农村各种势力重新安排权力结构的意思，事实上，无论谁在当家，传统的家族界限和观念都会起作用，只不过原来是通过宗族与村政权来体现，现在则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如果途径不通畅，那么事情就会出麻烦。实行“三三制”以后，非党成分增加，没有被党吸收的传统的能人更容易脱颖而出，基层政权的代表性增加，代表面扩大，各种渠道都畅通了，所以，政令也就更容易畅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更容易被执行。

    实行“三三制”，在实际的政权运作过程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提高行政效率的好处。抗日敌后根据地一般都是中国最落后、最贫穷而且愚昧的地区，在这样的地方，出身贫苦的农民往往没有文化，素质比较低，甚至办事能力也比较差，1941年10月鄂豫边区给中国共产党华中局的一份报告透露，该地的乡村的工农干部虽然执行政令十分认真，但“不识字者多，简单书文也看不懂，不知团结中间分子，说这些鬼名堂搞不好，领导上事务主义，乡长替通讯员跑腿”。自然，当乡村政权不再清一色（主要是贫农）的时候，其成员的素质也就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就提上去了，至少不会出现没有人看得懂文件，主管干部为通讯员当差的事了。经过各个层面的人之间共事的磨合，彼此间也能有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作用，“工农干部”自然也就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