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围子是一种很独特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它治下的地面，基本保留着正统中央政权所规定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单位，甚至独霸一方的“寨主”们都有着正式的名义，连他们手中的武装也都具有民团之类的“正式编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为能管得着它们的军阀或者正统的上级政府交粮纳税，提供劳役。但是，土围子绝不会允许上面的政权触角伸到它的围子里面来，大的土围子县长即使不是寨主的走狗，也只能作个摆设，小的土围子，也将区、乡长头衔戴在自己或者自己人的头上。这些土围子的武装有的非常有战斗力，甚至不次于军阀的正规部队，在苏维埃时期，肃清苏区内的土围子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红军可以打败几万乃至十几万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但有时却攻不下根据地里的土围子，那时宁都赖村是一个由地主武装控制的土围子，中央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去攻打过，但屡次失败，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将之打开，后来毛泽东还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提到了它和保安附近的介子河这两个大大有名的土围子。
土围子的统治大多是家族式的，有的还会世袭，外面的法律一般都管不到围子里面。土围子之间，也根本无视上面意志在互相火并和相互结盟，土围子的堡主一般都胸无大志，没有思想，更休谈主义，统治方式虽然相互间有些小的区别，但大体都是武力强制，顶多加上一点经过特别解释的儒家道义。我们下面将要剖析的河南内乡的别廷芳，就是这样一个土围子的范例。
别廷芳是河南内乡人，出身农家，家里有三十余亩土地，这点土地，在北方只能算是衣食自足的小康之家，从他父亲只让他一个人读书的事实看，可能家境并不宽裕。别廷芳从小就属于那种比较聪明又特别顽劣的农家子弟，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读过几年私塾，并不用功，可是凭着小聪明却可以读《三国演义》。他从小读书不成，却也不肯在家老老实实地务农，于是就拉了一帮无赖少年上山打猎，练了一手好枪法，好勇斗狠，能言善辩。清末民初这个动荡混乱的时期，恰好给他这种不务正业的人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大好时机。在清朝覆灭前几年，由于统治秩序的紊乱，传统的乡绅威权动摇，黑社会势力上升，别廷芳开始在村中崭露头角，他凭仗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手中的枪和一群乡中跟着他打猎的无赖；二是能言善辩，善于和勇于解决纠纷的能力。凭着这两手，特别是前一种强力的威慑，别廷芳成为内乡张堂村一带的“仲裁者”，我们知道，这种身份过去一向是乡绅们所专有的。
辛亥革命，改朝换代之际，豫西一带秩序更乱，一时间竟成为盗匪横行的世界，当地的乡村精英开始修寨筑堡，原有的乡村武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别廷芳所在地方的乡绅集资重修了张堂村附近的老虎寨，并从南阳意大利教堂买回几支快枪，请别廷芳率领他的弟兄进寨为寨勇。然而不久，别廷芳就由为人家看家护院的保镖头，变成了寨主，原来花钱雇他的地主富户，现在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了。
不过，当时豫西寨堡林立（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即使在内乡，老虎寨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寨，枪缺人少，而且偏处山区，受其“保护”的人口既少，又没有大宗的财源（不挨近商路通道）。别廷芳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寨主，于是充分发挥其好勇斗狠的特性，以非常的手段，拼命向外扩展，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于，别人不敢杀的人他敢杀。就这样，别廷芳通过召集亡命之徒，购买枪械，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支，火并其他寨堡等多种方式，逐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其鼎盛时期能够控制内乡等四县，势力辐射到整个宛属十三县，成为颇具规模的土皇帝，在全国都有名声。许多政界要人都知道豫西有个别廷芳，李宗仁晚年写回忆录时，还专门花了不少篇幅描写他所听说来的别廷芳的逸事。
别廷芳后来虽然坐大了，成了内乡一带的土皇帝，控制范围大到几个县，但可以说他仍旧是个寨主。他盛时虽然达到拥有两万人枪，甚至还有小型的兵工厂，但却死死守住家乡这块地盘，既不肯再向外扩张，又不肯率军出境半步，无论外面的军阀许给他多少好处，委以什么头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离开内乡这块土地，就有可能人枪还有土地全部赔掉。他虽然是宛西一带说一不二的人物，但却从来不在县级政权上做文章，县长和县政府只要不干涉他的事，就任其存在，但是乡村的保甲长，却要由他来控制和委派。他的武装，尽管装备和训练并不比正规军队差，但却始终保持民团的名义——等于是固守着乡村地方武装的本色。等于说，当年在老虎寨的时候，是个小土围子，后来控制四个县了，别廷芳就当它是个大土围子，所以，别廷芳非常具有土围子围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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