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常常有一位全力支持他的好妻子。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爱妻贺子珍的理解和支持。特别在毛泽东受错误路线打击时，贺子珍的爱对他而言是很大的精神支柱。
长征初期，许多人仍然不同毛泽东说话，而毛泽东开始打破沉默，主动找人谈话，政治局的同志、中革军委的同志，他一个一个地去谈，反复向他们阐述不能同敌人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道理。有时贺子珍到宿营地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经去找别人谈话了。对此，贺子珍十分理解，她明白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就要垮台的道理。由于毛泽东耐心地一个人一个人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转折。
红军长征来到遵义后，部队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整，贺子珍有机会同毛泽东住在一起。为了给遵义会议做好准备工作，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找同志们谈话，准备发言提纲。他一改以往晚睡晚起的睡眠习惯，许多天来一直是晚睡早起，睡得极少。白天多数情况下他不在家，晚上很晚才回来，回来后还要继续看文件、写材料。
为了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贺子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毛泽东爱吃鱼，贺子珍就用自己的津贴，到遵义街上买来新鲜的鱼，精心烹调。贺子珍很会做菜，也十分了解毛泽东的口味，加上辣椒，做得辛辣味美。有一次等毛泽东回来一起吃饭，从傍晚一直等到深夜，毛泽东回来时贺子珍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毛泽东充满歉疚地推醒贺子珍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毛泽东吃得很满意，贺子珍感到十分欣慰。
贺子珍不但在生活上给毛泽东以尽可能的关怀，在事业上与毛泽东也有共同的追求。他们共同分享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遵义会议召开前，她牵挂会议的进展，企盼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会议召开期间，每当毛泽东回家吃饭时，她都关切地问：“会开得可好？”当毛泽东十分兴奋地对她说“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的时候，她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似地感到慰藉。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回来后特别高兴，对贺子珍说：“王明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贺子珍兴奋地握着丈夫的手说：“这下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
贺子珍为人妻为人母，对丈夫柔情似水，对孩子珍爱如命。可是在长征途中的荒郊野岭，她却把自己刚刚坠地的孩子义无反顾地留给了老百姓。
那是部队在贵州境内行进的一天下午，干部休养连来到了一个苗族村庄，准备翻越一座山峰。贺子珍突然感到肚子阵痛起来，她意识到又一个小生命要来到人间了。休养连的女战士赶忙为她准备生孩子用的东西。连长侯政立即在附近找了一间连门都没有的破房子，把她扶了进去。屋里没有锅、灶、柴禾，没有水，甚至连张床都没有，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
贺子珍生得很慢，连长侯政守在“产房”外面。部队一支支地从这里经过，殿后的部队也过来了，他们说，敌人在后面追赶过来，最晚必须在下午4时前翻过这座山，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我们在后面顶着，你们分娩后赶快走。
姗姗来迟的孩子终于降临人世。这是一个女孩，她脱离母亲温暖的身体后，却连件现成的小衣服都没有，只好被旧的洗脸毛巾包起来。
孩子呱呱坠地，带给母亲的不是微笑，而是满脸的愁容。因为在长征中，上级规定不许带孩子。毛泽东已到前面指挥部队去了，军情紧急，已经来不及与他商量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长征时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更爱革命。”贺子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更爱革命”。看着襁褓中的孩子，她心一狠，当机立断，决定把刚生下的女儿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她掏出了仅有的4块银元拿给弟妹、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扶养孩子用吧。”
钱希钧要贺子珍给孩子起个名字，或留点什么信物，日后好相认。贺子珍擦了擦湿润的眼角，然后坚定地说：“不用了。她是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这个孩子要是革命呢，我们就是同志，将来也有可能重逢；要是她不参加革命，就做个老百姓吧；孩子大了要是当反革命，她不会找我们，我们也不要她了。”交代完毕，担架员赶忙抬着贺子珍翻山越岭追赶部队去了。
到了宿营地后，毛泽东来看贺子珍，才得知孩子已经送人了。作为父亲，毛泽东连自己的孩子看都没看上一眼，当然十分遗憾。可是作为革命者连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证，又怎么能顾得上孩子的安危呢？他安慰贺子珍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这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长征途中，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千头万绪要考虑，但是即使再忙再累，他的心头也仍惦记着贺子珍。
1935年4月的一天，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到达贵州盘县猪场，大家吃过中午饭后正在休息。突然，天空中传来敌机的嗡嗡声。司号员赶忙吹起军号，通知部队分散隐蔽。休养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贞连忙照顾老同志和大姐们防空。敌机越飞越近，转眼间钻出了云层，直向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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